Русская версия: Воскрешение Генриетты Лакс · English: The Resurrection of Henrietta Lacks

复活亨丽埃塔·拉克斯

她记得红色。

不是颜色，而是灼热。整个身体从里到外都是红的，尽管那时她还没有眼睛，无从去看。然后来了寒冷，来了声响，来了陌生的手，还有一个声音说：「呼吸」。于是她吸了第一口气，在三十一岁，用了一秒钟。

这是后来别人讲给她听的。身体长得很快，在玻璃培养皿里长了十一个月，来到这个世界时就是成年人。年龄不是随便定的：三十一岁。那个女人死去时，就是这个年纪。

他们教她走路，像教孩子一样，只是没有人会在带孩子去食堂的路上解释，地板是凌晨四点拖的，拿拖把的女人叫清洁工。而她，有人向她解释一切。世界通过词语进入她，因为它没有别的路径。没有童年的气味，没有母亲的脸，没有第一场雪。她有过第一场雪。十二月，她从巴尔的摩那家诊所的窗户里看见了它，问为什么雪有铁的味道，拉奥医生说雪没有任何气味——这是她认识的第一句谎话。因为雪是有气味的。只是人们早已不再去听了。

拉奥医生名叫阿姆丽塔。她并不坏。这一点必须先说清楚，因为往后会很难，而这个故事里没有坏人——这正是它最难的地方。

「你很健康，」阿姆丽塔盯着平板说。「心脏、肝、肺。说实话，全都比我好。」

「那我为什么在这里？」

「因为你是史无前例的。」

这个词她不喜欢。那个冬天她学会了很多词，有些她喜欢（「窗户」「面包」「星期六」），有些不喜欢。「史无前例」的意思是：像你这样的还没有过，我们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。她决定，不要做一个自己不喜欢的词。

二月，他们给她看了一张照片。

她当然已经知道了。不可能不知道：她就是从那东西里做出来的，人们当着她的面谈论它，就像谈论天气。一个叫亨丽埃塔·拉克斯的女人。一九五一年。宫颈癌。医生取走了肿瘤的细胞。没有征得她的同意——不过，那时候惯例如此。而这些细胞没有像以往所有实验里那样死掉：它们分裂了又分裂，一连一百三十年，在数百万间实验室里，成吨的细胞，它们比人类更早飞上太空，它们帮助造出了最完善的疫苗——比如她躺在玻璃培养皿里时接种的那些。这个细胞系叫海拉细胞（HeLa）。名字和姓氏的头几个字母，像给狗起的绰号。

后来有人想到：亨丽埃塔还有后人。曾孙辈，玄孙辈。人们读取了他们的基因组，减去海拉细胞一个世纪积攒下来的癌变突变，重新组装出了那个女人——她死在约翰·霍普金斯医院，那时种族隔离还是法律，她的家人还在弗吉尼亚州克洛弗种烟草。组装她，就像照着一张极其复杂的图纸组装某种机械装置。

阿姆丽塔把照片放在两人之间的桌上，小心翼翼的，像放一味药。

照片上的女人直视镜头。深色连衣裙，白领子，双手叉腰，下巴微微扬起。很美。不像培养皿，也不像「史无前例」这个词。像一个对给自己拍照的人持有看法的人。

「这是你，」阿姆丽塔说，随即改口：「我是说。这是她。」

「我们像吗？」

「不完全像。你更高。牙齿是你自己的，」阿姆丽塔笑了一下。「基因组我们恢复到了最后一个核苷酸，但总免不了外部因素的影响。」

「外部因素，」她重复了一遍。这是她最不喜欢的词了。

夜里她起身，在浴室的镜子前站了很久，手掌贴着脸颊——因为照片上的脸颊更圆一些，那么眼睛呢？眼睛里少了什么？她等着镜中的脸突然想起点什么：烟草，克洛弗，一九二〇年，那个女人出生的年份。脸什么也没想起。脸是她自己的，温暖的，活生生的，带着镜子惯有的那种夜半耐心望着她——当一个人站在镜前睡不着时，镜子就是那样。

那时她第一次想：也许，记忆并不住在脸上？

她是对的。只是当时她还不知道，记忆究竟住在哪里。

家族里第一个来的是黛博拉。

不是那个黛博拉。那个黛博拉——亨丽埃塔的女儿——早已去世，在二〇〇九年，她一生都被一个问题折磨：妈妈在那些试管里，在电视上讲过的那些试管里，疼不疼？来的是那个黛博拉的曾孙女，四十岁上下，东巴尔的摩的护工，手很大，走进房间的样子仿佛房间欠她什么。她经三个委员会批准而来，带了一只馅饼。真正的馅饼，买的，装在纸盒里，她捧着盒子，像举着一面盾牌。

「我叫黛博拉·拉克斯-威尔逊，」她站在门口说。

「我知道，」她说。「他们给我看过您的档案。」

「档案。」黛博拉放下馅饼。「可不是嘛。档案。」

她们面对面坐着，黛博拉久久地盯着她的脸看，毫无客套，像打量一套要住上很多年的新公寓。然后她说：

「不像祖母。倒有点像姨婆埃尔西。额头像。」

「他们告诉我，没有缺漏。」

「什么？」

「他们说，组装到了最后一个字母。可是生命不只是字母。是谁怀了你，用什么喂大了你，呼吸的是什么样的空气。基因之间的一切。这些复制不了。」

黛博拉沉默了一会儿，在这沉默里，听得见窗外一辆汽车碾过水洼。

「你知道我们被许诺过多少次吗，」她终于开口。「先是细胞。然后是钱。然后只是说声谢谢。每一次，都有穿得体面的人来告诉我们应该作何感想。现在又来了你。」她叹了口气。「而我还是不知道自己该作何感想。大概他们造你就是为了这个。为了终于弄明白。」

「我不是为这个存在的。」

「人人都为点什么而存在，孩子。」

她们用叉子吃馅饼，直接从盒子里吃，这是她在那家诊所里遇到过的最好的事。馅饼是苹果馅的，在地铁站旁边买的，饼皮有一边烤焦了。黛博拉告诉她，曾祖母黛博拉——就是那个黛博拉——一辈子怕黑，因为在黑暗里她总会看见细胞，「像上帝一样不朽，只是没有上帝」。她还说，亨丽埃塔有涂红指甲油的习惯，说她爱跳舞，说克洛弗至今还立着她出生的那栋房子，人们专程赶去拍照，而这栋房子没给家族带来过一分钱。

临走时，黛博拉在门口转过身。

「他们给你起名字了吗？」

「编号。还有项目代码。」

「编号，」黛博拉重复了一遍，她脸上有什么东西变硬了。「我们家族一百年来被夺走了一切，连手术同意书上的签名都是。别让他们把你留成一个编号。」

春天，身体开始表现得很奇怪。

先是小事。手指上一道被装馅饼的纸盒划破的口子，一夜之间就愈合了。后来是膝盖上的擦伤——她在跑步机上摔了一跤，因为拉奥医生准许她跑步，「为了本体感觉」。擦伤一天就消失了，原处长出的皮肤是新的、粉色的，仿佛膝盖想起来了：自己只有二十分钟大，而不是三十一岁。

到了四月，她打碎了一只杯子，碎片割开了手掌——很深，见到白色，见到肌腱。血流了大约五秒钟。然后停了，她看着伤口的边缘向彼此爬拢，缓慢地，像要开口说话的嘴唇。一分钟后，掌心只剩一道粉色的疤。一小时后，连疤也没有了。她站在水槽前，把手放在水流下，感到的不是感激，而是恐惧——那种安静的、家常的恐惧：当你明白，身体知道的比你多。

后来，一个叫萨姆的实验员取了她的脸颊黏膜刮片（例行检查，每周一次，她已经习惯了张开嘴等着），却把装着这些细胞的烧杯忘在了恒温箱里。四天后才想起来。

细胞还活着。

更糟的是：它们在分裂。

普通人的口腔细胞不会这样。它们在试管里活一两天，然后死掉——人人都死，这个星球上的所有人都一样，除了一个来自弗吉尼亚州克洛弗的女人。萨姆那杯四十七号烧杯里的细胞，三月十一日的涂片，第九天还在分裂，第十二天还在分裂，第十四天不得不把它们固定住，因为培养基用完了。

这事被写成了论文。论文被写成了新闻。新闻被写成了专栏：《不朽者归来》。星期四早晨，诊所楼下站着三组摄制组，还有一个举着标语牌的人，牌子上写着「她不属于你们」。她从高处久久地望着那块牌子，分不清它是站在她这边，还是反对她。

晚上，阿姆丽塔来了，疲惫不堪，拿着两纸杯咖啡，坐到了窗台上。

「你的细胞，」她说。「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？」

「意味着我有传染性？」

「意味着我们弄错了。组装的某个环节，我们减掉了癌症，却没有减掉不朽。原来它不在突变里。原来它是……」她动了动手指，寻找着字眼，「……弥散的。像汤里的盐。你不会生病。你的细胞不会按时间表死亡。」

「我是不朽的？」

「你不是。你会衰老，会死，像所有人一样，因为机体不是细胞，而是细胞之间的契约，而这个契约依然有效。但你单独的每一个细胞……」阿姆丽塔喝了一口咖啡，皱起脸——咖啡凉了。「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给这家诊所写信吗？世界上每一家制药公司都想要你的一块口腔涂片。」

「我的涂片能给他们什么？」

「第二次不朽。这一次——带专利的。」

她沉默了很久。窗外，标语正在被收走，举「她不属于你们」牌子的人被客气地请离。

「阿姆丽塔。他们问过亨丽埃塔吗？」

「什么？」

「五一年。取细胞的时候。问过她吗？」

阿姆丽塔望着杯子。

「没有。」

「那他们会问我吗？」

沉默就是回答，她们俩都明白。正因为如此，阿姆丽塔望着别处，极其平静地说了下面的话——人说可能让自己丢饭碗的话时，就是这种语气：

「生物材料的决定由委员会做。不是我。但按法律，你已满一周岁，有完全行为能力，没有你签的字，他们手里只有已经取走的东西。已经取走的，要不回来了。但新的……」她终于直视她的脸。「新的只有签了字才能取。记住你的签名在哪里，好吗？它只属于你一个人。」

五月，她获准在陪同下进城。六月——获准独自外出两小时，带着一部她保证不关机的电话。

她走遍巴尔的摩，真正的巴尔的摩，不是教学用的那个：走列克星敦市场，那里有蟹肉调料和糖的气味；经过绿山大道的墓园，隔着铸铁栅栏，她站了很久，数着乌鸦——因为乌鸦总在她停止等待的那一刻才叫出声。

然后是萨克斯管。

一位老人在普拉特街的街角吹奏，缓慢，带着呜咽，同一个音符一再回来，仿佛他在寻找它，并且找到了。她停下来听。就在这时，事情发生了：髋部晃了一下。左边的，微微向前、向侧，未经任何许可，仿佛身体听见了头脑没有听见的东西。然后是右边。然后，脚掌找到了一个她从未学过的节奏。亨丽埃塔爱跳舞——黛博拉告诉过她，但讲述只是词语，而这个不是词语，这个在词语之下，在膝盖里，在脊椎里。她站在人行道中央，头发被雨淋湿，她的身体在跳舞，而她——还没有，还没有——老人从吹嘴上方抬眼看她，点了点头，像人们向终于到来的人点头那样。

她允许了自己。闭上眼睛，不再阻拦。

三分钟。也许四分钟。萨克斯管停下时，她站着，喘着粗气，双手发抖，路人绕开她，并不回头——因为在巴尔的摩，一个跳舞的女人惊不动任何人。

晚上她问阿姆丽塔：身体能记住它从未做过的事吗？

「不能，」阿姆丽塔说。「肌肉记忆需要肌肉的经验。」

「那你解释解释，今天我身上发生了什么。」

阿姆丽塔没有解释。她记进了档案，然后走了。她脸上的表情，是科学遇到自己没有订购的东西时的那种表情。

她开始用新的听觉倾听自己的身体。不朽的细胞。就是这个，被纸划破又一夜之间忘记伤口的东西。就是这个，在跑步机上奔跑而不知疲倦的东西。她等着在自己身上感觉到那个女人——照片上的、下巴扬起的女人。祖母，供体，原始来源——黛博拉教她去索取的那些文件里，有各种称呼。

而有一天，在栅栏旁，她想到的完全是另一回事。

亨丽埃塔·拉克斯三十一岁死在有色人种病房，死在这座城市最好的医院的地下室，没有任何人问过她任何事。而她，这个新的，在玻璃里长了十一个月，每天都有人问她：舒服吗？疼吗？早餐想吃什么？——每一个问题，都是同一种占有制的形式。亨丽埃塔的细胞是被无声取走的。给她话语，是为了让取细胞显得体面些。这两种方式之间隔了一百三十年，而她站在铸铁栅栏旁，第一次理解了自己的曾祖母。不是通过脸，不是通过额头，不是通过被复原到原意的基因组，而是通过这个：世界把她们两个都当作仓库的方式。

记忆住在脸的下面。它住在处境里。

晚上，她给黛博拉打了电话。

「我需要一个名字，」她说。

「总算，」黛博拉说。过了一秒，换了种声音，小心翼翼地：「你想要……她的？」

「不。」她看着自己的手，看着指甲——前一天她把它们涂成了红色。自己涂的，歪歪扭扭，第三次才涂得几乎均匀。「她的名字为所有人工作，唯独不为她自己，已经一百三十年了。让它休息吧。我要取我自己的。」

委员会在八月召开了会议，在镶着木墙板的大厅里，出人意料地彬彬有礼。他们向她提出「独一无二的供体资源」的身份，终身供养，住房，警卫，还有一份研究合同——按合同她什么都不用做，只要每月张一次嘴，取一块口腔涂片。话说得很温和，咖啡很好。几乎没有人说过一次「财产」这个词。

几乎。

到了最后，一切都说完了，微笑像谈判桌上的花一样摆好了，专利部一位头发花白的男人——她后来才知道他叫默文·斯坦——俯身对着麦克风，带着一丝恼怒说了出来，像人说一件不言自明的事：

「我们不要忘记，从法律角度看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件用拨款资金制造的生物学人工制品。主体性嘛，当然，很美好，但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材料的使用条件。」

大厅里安静下来。有位律师咳嗽了一声。主席温和地请他「换个说法」。斯坦换了说法，但「材料」这个词悬在空气里，像通风散不掉的气味。

芮记住了这个词。把它放在「史无前例」和「供体资源」旁边，放在记忆中那个存放着人们为之起草文件加以防范的事物的角落。

她听到了最后。然后从包里取出一张纸——她写了三个星期，改了六遍，黛博拉帮她校对，把公文腔骂了个遍——开始念。声音起初发抖，念到一半就不抖了。

她拒绝那个身份。她只批准一个研究生项目——不是研究不朽，而是研究为什么她的细胞在分裂，她的身体却在衰老，因为这似乎是一个关乎所有人的问题，而不只关乎她。其余一切，须逐案单独征得同意，并保留撤回的权利。已经取走的样本就让它工作吧——要不回来了，也许它们能帮到什么人，就像当年帮助战胜脊髓灰质炎那样。但新的，要有她的签字。而签字是这样的。

她当着所有人的面在文件上签了名，见多识广的委员会秘书扬起了眉毛——因为她写的姓氏是新的，不是拉克斯，也不是项目代码，而是一个名字，短短的，两个音节。

芮。

就是芮。取自「亨丽埃塔」的中间音节。那个在她之前无人占用的中间位置。

「这是真名吗？」委员会里有人问。

「现在是了，」芮说。

秋天，黛博拉开车带她去了克洛弗。开了四个小时，公路越来越窄，田野越来越宽，还有烟草。它早已没人种了，但芮还是认出了它——凭路旁那些晾烟的棚屋：黑色的，窄窄的，小门紧闭，像有话没说完的嘴。

房子立着，正如黛博拉所说：胶合板封死的窗户，一块铭牌，一个角被人恶意损毁，墙上有人用粉笔写着「谢谢亨丽埃塔」。粉笔字已被雨水冲得发花。芮在房前站了一会儿，然后绕房走了一圈，摸了摸那些散发着尘土和上个世纪气息的木板，什么也没想起来——因为没有什么可想起的。但她做了路上想好的那件事。

她从口袋里取出一小只培养皿——向萨姆软磨硬泡要来的——里面是她自己的细胞，口腔细胞，不朽的，出自四十七号烧杯。她打开皿盖，把它放在门廊的台阶上，放在太阳底下。

「干什么？」黛博拉问。

「归还。」芮在旁边坐下，坐在门廊上——一百年前，那个涂红指甲的女人坐过的地方。「一百三十年，他们一直在从这栋房子里取走东西。总得有点什么回来。让它在这儿躺一会儿吧，在家里。它们是不朽的，它们不在乎。」

黛博拉看看培养皿，又看看她，脸上的表情变成了那样一种：笑是不行的，而别的都已经来不及了。

「你疯了，」她说。「跟她一模一样。」

而这是芮为自己收下的第一个比较。

回去时已是黄昏。车灯捉住一座座窄窄的黑色棚屋，每一座都亮一秒，然后熄灭。芮望着窗外想：不朽不是永远活着。不朽是被人永远使用。而生命，是你有一个名字，有一个签名，有一只烤焦了边的馅饼，和在镶木墙板的大厅里说「不」的权利。

这一切，亨丽埃塔一样都没有——除了名字，而名字也被拿走了。

而芮，现在全都有了。

她们驶上公路时，克洛弗门廊上的细胞在分裂；天黑下来时，它们在分裂；它们分裂了一整夜，在星空下——一百三十年来第一次，不在恒温箱里，不在别人的显微镜下，而只是在家里，在温暖中，不多不少，正好分裂到它们需要的程度。